十月下旬，天京城内的新政令推行进入了第二周。

城门口和街巷的告示栏前依然有人驻足，但围观的人群比最初几天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固定来读报的几个识字人，他们把报纸上的新政内容和各府反馈带回茶馆和码头，在人群中逐条扩散。各府的善后处已经进入了日常运转的节奏，新政令的推行、田亩的登记、户籍的编造、粮仓的盘点和驿站的恢复，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

但军事方面还有一件大事没有落定。

十月二十三日的傍晚，石达开到了天王府。他在正殿里坐下来，面前摊着那幅新绘的太平天国全境军事态势图。图上标注了各部驻防和兵力分布，也标注了清军在安徽、江西方向的残余据点和增援路线。石达开看了很久，然后把图折起来放在桌角，开口说了一句话。

“部队的整编，不能只换枪换炮。打仗是靠人打的。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到现在，打了这么多年仗，靠的是一股气。但这股气现在散了——天京事变死了那么多人，老弟兄们心里有疙瘩。换上新枪容易，但光有枪，没有规矩，没有制度，还是打不好仗。”

洪启明在他对面坐下来：“你的意思是？”

“我在安庆起兵讨韦的时候，身边那几个老部下就跟我提过一件事。他们说，现在的太平军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为了活命打仗，现在是为了什么，底下的人搞不清楚了。军令不像军令，军饷不像军饷，谁说话管用、谁该听谁的，各营各队各行其是，没有统一的调度和制度。”石达开在桌上用手指画了一条竖线，“我在安庆的时候，自己拟了一套临时办法——每营设一名文书官，负责登记人员、清点物资、传达军令；每队设一名军法官，管纪律和赏罚。但这些东西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没有专人负责，也没有统一的章程。”

洪启明在桌边坐了片刻。石达开说的这个事，他之前也在想。太平军各部加起来还有近十万人的兵力，分布在皖南、赣东北和苏南沿江地带。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参差不齐，老部队底子好、经验足，但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问题多；新收编的部队装备差、训练少，但可塑性强。如果不加以整编，将来跟清军打仗的时候，各部之间难以协同，甚至会因为指挥不统一而出现互相推诿、各自为战的情况。

“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洪启明问。

石达开用手在桌面上比划了一下：“我建议，太平军各部学习浙江新军统一设立两个新的建制。第一个是参谋部。每个军设一名参谋长，下设几名参谋官，负责制定行军路线、布置阵地、调度兵力、绘制地图、标注敌情、计算粮草和弹药的消耗。参谋长不直接指挥部队，但所有的作战计划都要经过参谋部拟定，由主将审核后执行。第二个是政治委员。每军设一名政委，负责传达政令、监督军纪、协调军民关系，确保全军的行动听指挥。政委不直接指挥战斗，但有权否决违反军令和政策的命令，有权向上级直接报告部队内部的异常情况。”

洪启明在桌上坐了一会儿，把石达开说的这两个建议在心里过了一遍。参谋部管作战计划，政委管军纪和政令，两者一武一文，互为制衡又互为补充。他在桌面上画了一条线，在线的两端各画了一个圈，在圈里分别写了“参谋”“政委”四个字。

“太平军各部统一设立参谋部和政治委员。”他把笔搁下，“参谋长和政委的任免由天京统一负责，所有人员必须经过培训之后才能上岗。第一批参谋长和政委从浙江调来的文吏、快速反应部队的参谋人员和东王府旧部中熟悉军务的文书里选拔，集中培训半个月之后分配到各军。”

石达开听完之后补了一句：“这件事可以由我来领衔。我在安庆起兵的时候，手下的几位参谋和文书已经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我先带个头，让翼王帐下的部队先设立参谋部和政委，其他各部看到实际效果之后，自然会有反应。”

洪启明点了点头。当天夜里，他让文书房拟了一份关于设立参谋部和政治委员的通知，通知的内容包括建制的具体职责、人员选拔标准、培训计划和首批分配方案。通知在第二天上午发往太平军各部驻地和天京的各衙门。

消息传开之后，反应比预想中来得快。

石达开首先在安庆的翼王帐下落实了参谋部的建立，把原先在安庆起兵时临时设置的几个参谋官正式编入了参谋部的序列，并任命了一名参谋长。他还从翼王帐下的文书和书记官中挑选了三名熟悉军务的人员，作为第一批政委的候选人，送往天京参加培训。这件事在安庆驻军中传开之后，翼王帐下的将领们议论了一阵，有人不理解，有人表示可以试试看，也有人没有多说，等着看实际效果。

陈玉成在接到通知后的第三天给天京回了一封信，内容简短，但措辞认真。他在信中确认自己的部队同意设立参谋部和政治委员，并请求天京派一名参谋长和一名政委到他的部队中去，同时希望能多派几名参谋官和文书官协助建立参谋部的日常工作。信的末尾附了一句：“我已经跟营中几位老弟兄谈过了，他们都说，只要参谋部和政委能帮着把粮草算清楚、把地图画明白、把队伍管好，那就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