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后，《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大卫·米勒的特写报道。

文章的标题是：《世纪园丁：寻找神秘的秦先生》。

这篇报道迅速被全球各大媒体翻译并转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文章的写法非常独特，它没有揭露秦枫任何具体的官方身份，没有罗列任何他所创办的企业的惊人产值，甚至没有提及其家人的显赫地位。

大卫用一种近乎白描的笔法，记录了他在那座北京四合院里的所见所闻。

他写那个种满蔬菜和鲜花的小院，写那个正在教孙女给番茄搭架子的老人，写他和老人之间那段关于“园丁”和“种子”的对话。

“在中国，我见到了许多改变世界的科技巨头。但直到走进那座宁静的庭院，我才明白，我之前所见到的，都只是果实。而我眼前这位老人，才是那棵深埋于地底，为所有果实输送养分的，沉默的根。”

“他本可以为自己建造无数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但他却选择守着一方小小的菜园。他本可以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每一项伟大的发明上，但他却选择将所有的光芒，都让给那些他亲手培育的‘种子’。”

文章的结尾，大卫写下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

“他没有为自己建造一座丰碑，但他培养的每一位学生，他扶持的每一项事业，都成了这个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一座又一座不朽的里程碑。他是一位世纪园丁，用一生，为一个民族，培育了一座未来的花园。”

这篇文章，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响。

在海外，人们震惊于这种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截然不同的，东方式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无数评论家分析，正是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才是中国科技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深层文化密码。

而在国内，这篇报道则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所有人心中的那扇门。

那些流传于科技界和高层之间，关于“秦先生”的零散传说，终于被串联了起来。一个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淡泊名利，却又功勋盖世的国士形象，清晰地浮现在了所有国人面前。

一时间，民意如沸。

无数曾经被秦枫直接或间接帮助过的人，纷纷站了出来。

白发苍苍的院士，在接受采访时，声音哽咽地说：“没有秦先生当年拿出自己全部身家设立的‘星火基金’，我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个小助理，更不会有今天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