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把耳机摘下来的时候，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

监听室狭小闷热，桌上摊着五本记录册，烟灰缸已经满了。她盯着眼前那张刚译出来的电文纸，纸上的字迹因为反复修改显得凌乱，但最下方那句话清晰得刺眼：

“……将于三日内完成转移。”

没有落款，没有收件方标识，只有这个没头没尾的行动通报。电文是用新密码加密的，军统的破译组花了四天，才靠着之前截获的部分词汇对照表勉强译出这一小段。但真正让黄英在意的不是内容，而是别的东西。

她重新戴上耳机，按下了录音机的播放键。

沙沙的电流声里，摩尔斯电码的滴答声规律响起。这段录音是昨晚两点十七分截获的，发报位置大概在法租界西区，但信号很飘，移动测向车追到一半就丢了。黄英闭上眼睛，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跟着电码的节奏。

嗒嗒——滴——嗒。

嗒——滴嗒嗒——

她忽然停下，倒回去十秒，重新听。

还是那个地方。

每段电码结束前，会有差不多半秒的停顿。不是机器故障造成的断裂，而是非常均匀的、像人换气一样的间隔。发报员在每段结束后，都会停半秒，然后再开始下一段。

这个手法她见过。

黄英猛地站起来，撞得椅子往后滑了半米。她冲出监听室，穿过走廊，下到地下一层的档案库。军统上海站的档案管理说不上多规范，三年前的卷宗都堆在靠墙的铁架子上，积了厚厚一层灰。

她记得是蓝色封皮。

手指在卷宗脊背上快速划过，灰尘扑簌簌往下掉。三年前，上海，日本发报员，手法特殊……她当时还在训练科，听过教官拿这个当案例分析。

找到了。

《沪站监听记录汇总（1935年1-6月）》，蓝色封皮已经褪色发白。黄英把卷宗抱到桌上，翻开。里面是手写的监听日志，字迹潦草，纸张也泛黄了。

她快速浏览，直到翻到四月那一部分。

“……四月十二日，凌晨一时许，截获不明信号，位置虹口。发报手法特殊，每段间隔约零点五秒，疑似人为习惯。暂定代号‘夜莺’。”

就是这段。

黄英继续往下翻。后面几页都是关于“夜莺”的记录：信号通常在凌晨出现，发报位置不固定，但都在虹口区范围内。使用的密码很复杂，破译组花了两个月才建立初步对照表。但记录在六月二十日戛然而止。

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据内线通报，‘夜莺’疑因内部泄密被处决，信号自此消失。”

处决。

黄英盯着那两个字。三年前，“夜莺”死了。那昨晚这个发报手法一模一样的人是谁？模仿？巧合？还是……

她抓起卷宗回到楼上，沈前锋已经在监听室等着了。他看起来有些疲惫，眼睛里带着血丝，但看见黄英手里的东西时，立刻坐直了身体。

“找到什么了？”

“你看这个。”黄英把档案摊开，指着那几行记录，“三年前有个日本发报员，代号‘夜莺’，发报习惯和昨晚这个一模一样。每段结束停半秒，像换气。”

沈前锋凑过来看记录，眉头慢慢皱起：“死了？”

“档案上说被处决了。”黄英顿了顿，“但我们都知道，档案上的‘死亡’不一定是真的。”

尤其是当这件事可能和松井有关的时候。

沈前锋没说话，他拿起黄英译出来的那张电文纸，又看了看档案上的记录。“夜莺”消失的时间是1935年六月。松井调来上海是今年一月，时间上似乎对不上。但如果“夜莺”当年没死，而是被调去了别的地方，三年后又被松井带回上海……

“还有别的吗？”他问，“关于这个‘夜莺’的记录，任何细节都行。”